如何使用新技術繞過威權主義的監控？

（德國之聲中文網）審查的形式多種多樣，專制政府並非只是簡單地封鎖網站。使用代理服務器訪問這些被封鎖網站的方法，簡單有效。但中國、俄羅斯、白俄羅斯和伊朗等國的系統管理員早已發現了一些技術漏洞。

這些國家正日益構建自己的互聯網，包括網上銀行、交易平台和社交媒體，打造出一種與全球互聯網完全分離的所謂“分裂互聯網”。用戶必須提供電話號碼、IP地址和個人證件才能使用服務，也因此暴露了真實身份。一些服務提供商甚至要求用戶提供實時自拍視頻和精確的GPS定位數據。

統治者的目的就是讓匿名參與成為不可能，而來自國外的參與則更加困難。“信息很明確：如果你不被國家認可，你就無法參與其控制的信息空間。獨裁者已經意識到，他們不需要和其他人一樣的渠道。他們可以建立自己的渠道，並決定誰能接入。”記者兼反審查專家帕特裡克·伯勒（Patrick Böhler）在其文章《獨裁系統之間的接口》中寫道。

2022年在伊朗爆發的抗議活動中就已經看出端倪：示威者一旦創建社交媒體賬戶，幾個小時內就會被識別出來。同年，在中國爆發的反對共產黨領導層嚴格新冠疫情政策的抗議活動中，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通過注冊的手機SIM卡、設備ID以及使用真實姓名的要求，當局能夠輕易地識別並逮捕個人用戶。

對於在威權國家進行報道的活動人士或記者來說，這構成了一個巨大的障礙：要麼他們暴露真實身份，危及自身和消息來源的安全；要麼他們失去至關重要的溝通渠道。正如一位活動人士所說：“匿名是救命稻草。”

然而，伯勒和他的同事們找到了一種繞過這種全面控制的方法。他們的理念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各個權力機構之間缺乏足夠的信任，無法進行有效的協調。換句話說：威權統治賴以存在的不信任反而有利於反對者。

當平台需要驗證用戶身份時，通常也會接受外國護照、身份證，甚至是海外電話號碼的申請。每個系統都有其自身的運作方式，這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漏洞。空殼公司和一些離岸企業也會利用這些漏洞，專家稱之為“系統套利”。

例如，如果賬號申請者能夠獲得某個被其所在威權政權視為友好國家的護照，那麼他在驗證系統中受到的懷疑程度會低於持有美國或英國身份的人。在暗網上獲取此類護照輕而易舉。而在隨後的驗證過程中，系統不會質疑該證件持有者的身份。

有了SIM卡和護照，就已經解決了兩個障礙，但還有三個障礙需要克服。

許多平台使用所謂的“自適應驗證系統”，持續評估用戶的風險潛力。“驗證階梯”從簡單的手機號碼和短信驗證碼（階段 1）開始，逐步過渡到要求提供身份證明文件（階段 2）、面部識別（階段 3）、帶有特定動作提示的實時視頻（階段 4），最終要求提供已驗證用戶的憑證（階段 5）。

嘗試繞過後兩個階段的嘗試都會失敗。這是因為相應平台的應用程序與手機設置深度集成。它能夠立即檢測到視頻並非由手機攝像頭錄制，而是通過某種繞過機制從其他來源播放。

所以現在出現了一種名為身份模擬的技術策略。該策略結合了兩種技術：雲服務和虛擬攝像頭軟件。

雲服務將通常在單個設備上執行的功能轉移到位於世界任何地方的服務器上。這使得更改位置等元數據相對容易，並且無法再追蹤到單個手機。

對於生物識別驗證，很多人使用相同的軟件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會在操作系統層面創建一個虛擬攝像頭驅動程序。這樣，就可以利用靜態的、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照片創建完整的實時視頻。這樣就克服了第四個障礙。

虛假身份的威力在於細節。研究人員沒有使用會留下數字痕跡的Photoshop等修圖軟件，而是使用了常見的AI工具。他們故意在生成的圖像中植入瑕疵：可見的毛孔、細小的皮膚瑕疵、輕微的模糊，這些正是人類審核員在真實自拍照中預期會出現的特征。

這種方法甚至可以繞過中國公安部最先進的人臉識別系統，至少目前仍如此。不過審查人員也在尋找新的方法來堵住系統中的漏洞。

但這些發展引發了關於數字身份未來的根本性問題。如果一個完美構建、經過人工智能審核的虛擬身份幾乎與真實身份無法區分，這對我們理解的數字真實性意味著什麼？

此外，使用此類匿名化技術在道德上也存在問題。“正是這些安全漏洞使得研究人員能夠獲取機密信息，同時也使得犯罪分子能夠利用這種方式洗錢。”伯勒寫道。

盡管如此，伯勒對於應用這些技術仍然持支持的態度。因為在一個匿名性日益被刑事化的世界裡，問題關乎更高層次的價值：“對自由的信息流動、新聞業的重要作用，以及公民有權了解其政府行為這一理念的共同承諾。”伯勒和他的研究團隊所關注的正是我們的自由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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