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原爆紀念挑戰日一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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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日本例行性分別在廣島、長崎及東京舉行3場與二戰相關的紀念活動，從原爆到終戰，譜出日本對戰爭歷史敘事及戰後憲法的「和平主義」，雖是日本的國內政治，但國際社會藉此關注日本政治人物對「核武」及「修憲」的態度。

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矢志推進修憲，並鬆綁「非核三原則」。「高市外交」對美傾斜，與北京陷入「安全困境」的螺旋上升中，日中關係處於1972年9月雙方建交後最困難的局面。

賴政府試圖在日中不睦之際，突破「七二年體制」，將台日關係從「準官方」推向「官方」，拉日本一起站在「抗中」的戰線上，長崎的原爆紀念儀式成為高市對中外交的試煉場，拷問日本「一中政策」的虛實。

有別於廣島安排我國駐日代表與各國駐日使節同區，長崎將我方代表的席位設於緊臨「使節團區」的「海外席」。長崎市政府的安排與去年相同，且做法上更趨近於務實的兼顧台日友誼，我方代表座位未與各國使節團區隔，佩戴的胸花亦同。我國外交部在回應中證實「相關安排較去年已有進步」。

既然日方的安排已改善，我駐日代表李逸洋為何高調地在臉書上發文抗議，並刻意缺席，改由福岡分處陳銘俊處長出席，不似去年忍辱負重？

今昔狀況不同的關鍵在於日本首相更迭，高市不似前任石破茂在對中外交上謹慎應對「台灣問題」，高市在國會的「台灣有事」發言令賴政府產生日本的「一個中國」政策鬆動的想像，自然不再忍受長崎市政府的矮化。

其實，長崎市為地方政府，無外交權可言，在相關的典禮安排上悉遵日本外交政策，不存在刻意降低層級的政治意圖，邀請我方即意味日方降低外交障礙，採取靈活的應對方式。然而，台灣自去年起受到廣島及長崎和平紀念儀式的邀請，陸方即缺席，此反映兩岸關係惡化，兩岸駐日外交人員難以延續馬政府時期以彈性及智慧化解「一中」政策的尷尬，兩岸在外交上陷入無妥協餘地的零和賽局，此將制約日本對中政策的模糊空間。

日台關係與日中關係不再並行不悖，但對日本而言，日中關係永遠較日台關係為重，此為日本的國家利益所繫，無關日本政治人物的主觀好惡。今年的日本《防衛白皮書》視中國為「空前的戰略挑戰」，日本重視中國，亦反抗中國，但不會為台灣「抗中」，我方逼日本在兩岸間取捨，將適得其反，造成遷就日中關係的結果。

長崎原爆紀念旨在放下仇恨、祈願和平，不應被模糊焦點淪為兩岸外交戰場，否則台日關係將失去日本民意的支持，此為台日友好之所在。（作者為輔仁大學日文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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