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權凌駕民意 朝野陷懦夫博弈

當前台灣面臨的，已不是一般的朝野衝突，而是台灣民主史上罕見、且後果極其嚴重的憲政僵局。行政權與立法權全面對撞，卻沒有任何一方願意承擔制度所設計的責任性出口，結果不只是政治對立升高，更直接造成治理失靈、政策停滯與國家方向的空轉。這樣的局勢，可用博弈論來形容，其並非單純的政治競逐，而是一場典型的「懦夫博弈」。

行政部門拒絕接受立法院多數通過的決議與法律，在野陣營雖然掌握立法多數，卻同樣遲疑是否提出不信任案、啟動倒閣程序。於是雙方都選擇停在最危險的位置，把制度風險轉嫁給整個社會。

在此背景下，賴清德總統將在野多數的立法行為批評為「在野獨裁」，不僅在概念上錯置，更在憲政上極其危險。

民主憲政體制中，真正具有「獨裁潛質」的，永遠只可能是行政權，而非在野或立法多數。立法院的多數來自選舉授權，其通過法律本就有憲政上的正當性；若有違憲之虞，制度設計的解方就是立法覆議、憲法審查，甚至是倒閣及解散國會重選，而不是行政拒絕執行。將「多數立法」汙名化為「獨裁」，本身就是對代議民主的否定。

反觀當前實際發生的情況恰恰相反，是行政權以否決、不執行的方式凌駕多數民意的制度表現，這才是所有民主國家最需要警惕的紅線。這樣的危險並非抽象想像。韓國尹錫悅政府的前車之鑑仍歷歷在目：當行政權以非常手段對抗國會多數，甚至以戒嚴、緊急命令壓制立法權，不但無助於治理，反而引爆更深層的政治危機與社會撕裂。

必須說，不副署、不執行根本不是憲政制度所設計的解方，更不是任何正當的制度選項，不存在「占著位子卻拒絕執行法律」的情況。當責任政治被懸空、制度出口遭封死，政治往往會轉而依賴「外部威脅」來支撐內部正當性。這類敘事在短期內或許有助凝聚支持、壓縮異議，但一旦被過度政治化，便容易使理性討論退位，制度制衡失效。

今日執政黨操作的抗中保台，正是這種政治邏輯的具體展現。但歷史提醒我們，以外部威脅為名進行內部政治動員，本身就帶有極高的擦槍走火風險；當內部反對聲音被視為敵我問題，而非制度分歧，政治決策便容易被動員邏輯牽引，甚至可能引戰自焚。今日烏克蘭，正是這種結構性風險的當代警示。

歸根究柢，當國家長期陷入「只有立場、沒有制度」的動員政治，民主往往成為最大犧牲者。台灣真正危機不只是朝野對立，而是所有政治行為者同時拒絕承擔責任，整個體制被困在沒有煞車的懦夫博弈。

若台灣繼續任由行政否決多數、將憲政衝突推向制度邊緣，我們所付出的代價，恐怕不只是一次政治僵局，而是民主體制本身的長期耗損。（作者為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