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事件的反思和抗議：爭取民主，反抗奴役

1954年，中共建政後的第一部《憲法》公佈，宣稱“公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然而，僅一年後，毛澤東便依據胡風與中共文藝官僚的論戰和上書，將胡風和不願配合官方製造輿論一致的同人標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公安部隨即宣佈“破獲胡風反革命集團”。中共定性、由公安執行，這反映了中共憲法和其他法律基本功能不是保障公民權利，而是政治修辭與公關的工具—以“自由”之名，行“奴役”之實；以「鎮壓一切叛國和反革命的活動」之名，置換自由的語義；以所謂「新民主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名義，掩蓋一黨專制的實質。

胡風事件的發生，與中共對出版業和文化領域的全面控制密切相關。建政後，中共不僅壟斷出版、新聞、電影和教育等管道，還建立了層層審查制度。任何作品、表達、研究，抗議未通過的審查，皆可被網羅各種罪名。在這樣的體系中，文藝創作和理念辯論，已經不可能成為思想對話的契機，只能被納入政治指令的軌道。胡風倡導文藝的獨立精神，拒絕文藝異化為黨派工具，卻被定性為“反革命”，這在極權制度下，不可避免。胡風事件使知識人士清楚地看到：即使在中共規定的主題範圍發言，也必須符合當下權力規範的表達模式，當事人的檢查不符合最高領導人的旨意，將會繼續被批判，如果仍不服從，將標定為新的「敵人」。

胡風事件不僅波及整個知識界，也成為毛澤東整肅黨內異己的重要契機。毛借此將上一年清除「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擴大至更廣範圍，清查在國統區或日軍佔領區期間活動的中共地下人士，如潘漢年、揚帆、關露等人，擴大整肅黨內外異己。各大學、出版社、文藝團體“揭發胡風分子”，學者、作家、教師自我批判，互相揭發。幾乎所有與胡風有通信或合作或的人，都被要求按照官方立場表態，這種政治文化成為中共改造和控制社會的主要措施。知識人習慣在寫作前先自我刪節，出版機構層層檢查，更有甚者，如果中共定性了“反革命”，前同人按照中共的授意，揭露或製造同伴的“反革命”言論。審查與自我審查成為內化的制度和自我生存的策略。從中共建政后至至1956年間，獨立思考和自由表達表達的公共媒介和空間逐漸被中共全面控制和佔領。

但高壓下反抗的地火不滅，有識之士在觀察和討論強迫農民入社導致的貧困和饑餓，城市出現大量失業的原因。他們在讀到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報告，聽聞匈牙利抗議和1956年波茲南罷工被鎮壓的消息。對照中共封鎖上述消息，或以意識形態扭曲這些事件的報導，北京大學數學系和物理系師生任大熊、陶懋頎、陳奉孝、陳成鈞等開始翻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中文翻譯在學生中流傳，任大熊將翻譯文稿和蘇聯陣營反抗的消息隔幾天張貼在圖書館前的布告欄中。這些思想交流和傳播成為1957年519運動的序幕。

在519運動期間，劉奇弟張貼大字報《胡風不是反革命》。這份大字報指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斷章取義 ，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的書」。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在北大講演，譴責製造胡風案件的非法性，學生們呼籲立即釋放胡風與所謂的「胡風分子」。

1957年運動參與者以胡風案和肅反作為思考現實的重要維度，同時認為獨立思考和思想自由只能爭取，通過創立公共空間才可能實現和持續。1957年，大學校園成為獨立思考和自由表達。學生開始自辦刊物、張貼大字報，討論官僚制度、特權等級、肅反踐踏權利，是因言獲罪的制度成因，何種制度才能保證獨立思考、自由表達和人人平等。在北大、人大、北師大等校園裡，討論民主的內容和程序是什麼，而不是冠以民主的修辭實施高壓，避免胡風事件的產生。這些青年人繼承了五四所代表的精神遺產——思想獨立，敢於表達。大字報和刊物如《廣場——北大民主牆選》、《底層之聲》等形成既有物理上思想交流的空間，又創造思想交流的傳播媒介—傳單，這些傳單經常稱為「民主接力棒」，從而打破官方控制的媒體、場域和傳播途徑的限制。這些空間討論中共制度特徵，民主制度可能對絕對權力和特權的制約。實現民主首先自下創造不受官方控制獨立媒介和公共表達空間，實踐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

隨後，中共發動了反右運動，試圖以全面鎮壓方式消滅一切異議，使這些爭取民主與基本自由的行動再次被壓制，社會重新陷入更嚴密的控制之中。在大饑荒時期，地下刊物《星火》重新成為表達獨立與反抗的方式; 與此同時，黃立眾組織農民成立地下勞動黨，反抗對農民生存與基本權利的剝奪，揭示了農民在中共制度下被迫淪為新的農奴。官方迅速抓捕《星火》成員和地下勞動黨人士，以防反抗思想的傳播和再次形成公共空間。

中共以輿論大批判胡風事件，對後續的519運動以及《星火》雜誌和地下勞動黨鎮壓方式類型，也是以中共高層定性事件，然後鎮壓參與人士，對後幾代人人刻意限制尋找相關資料，在搜尋引擎將相關歷史過濾或以頭條/主流話語使其邊緣化。統治者不僅要消滅那些敢於發表獨立批評和反抗暴政的人，更要控制人們記憶方式——讓選擇性遺忘內化為極權制度的一部分。

請讀續篇《記憶與遺忘：胡風事件以及肅反七十年後的統治術》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