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欺欺人的民主高牆

賴清德政府日前以詐欺案件頻傳為由，宣布對中國社群平台小紅書實施一年封鎖，引發熱議。對綠營的支持者而言，這樣的封鎖是一種自我保護；但對批評者而言，它象徵台灣民主的不自信。無論立場如何，這項政策都凸顯台灣在「資訊戰」時代，對民主治理能力的內部焦慮。

一個國家利用「資訊封鎖」作為手段，理應具有「高度透明」與嚴謹的「比例原則」。賴政府指出小紅書涉及詐騙與資安問題，但並未公開完整檢測標準、風險分類或技術細節，使得社會難以理解為何封鎖是「必要」且「最後」的措施。更不用說對於其他詐騙更多、金額更大的平台如臉書、Line等，相關單位卻選擇視若無睹。當政府以「安全」為理由做出高度侵入性的決策，而且明顯雙標，輿論自然會質疑這究竟是出於專業判斷還是政治方便。

須知，網路世界早已跨越國界，VPN 與各種鏡像網站比比皆是，封鎖往往只能減少一般使用者的方便性，卻無法真正阻絕資訊流通。詐欺與資安問題的核心在於取證、追查金流與提升使用者警覺，而不是把網路平台移除。當一個國家在資訊治理上採用「物理封鎖」的思維，某種程度反映出對自身制度的「不自信」，以及對數位資訊保護掌控的「無力感」。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民主原則的被侵犯。民主社會確實允許在安全威脅下採取必要手段，但這些手段必須被清楚界定為例外，而不是常態。政府今日封鎖小紅書，未來是否還會擴大至其他跨境平台？倘若每當遇到政治敏感議題或輿論攻防，政府都能以「疑似詐欺資安風險」為名啟動限制，那麼資訊自由與公共討論空間將面臨極度限縮的危機。

台灣長期以民主自由為傲，但「封鎖平台」這種象徵性極強的政策，難免會讓人將台灣與其他施行網路審查的國家相提並論。儘管兩者在制度與目的上存在本質差異，然而國際觀感並不會細究技術細節，而只會看到台灣這個自稱「民主燈塔」的地方，也開始使用資訊封鎖來管理輿論。這種矛盾不僅會削弱台灣的道德高度，也會讓外界質疑台灣民主的真實性。

在資訊戰時代，面對跨境平台與其影響力的操作，最有效的防禦方式其實是強化媒體素養、建立透明的監管機制，以及促進跨平台合作與司法調查能力。民主的強韌建立在公民的判斷能力，而非隔離外部資訊。若政府以為透過封鎖就能讓人民避免受到影響，那麼真正被低估的，反而是台灣社會自身的民主成熟度。

從治理面來看，台灣需要的不是更多封鎖，而是更具制度化與透明度的資訊管理架構，包括：明確的風險分類、公開的檢測標準、分級處置機制、跨境司法合作，以及具備監督權的獨立機構。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安全與自由之間取得平衡，而不是在政治焦慮下，動輒限流封鎖。

民主的力量從來不是來自於封鎖，而來自於公開、透明與信任。如果台灣希望在國際上繼續維持「民主典範」的稱號，就必須開放彰顯制度自信，而非透過封鎖展現脆弱。因為，在資訊戰的時代，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一道更高的牆，而是一個更有自信的民主。（作者為美國伊利諾芝加哥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