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蘋果人與安卓人:二分化政治的危險與公共理性的危機

編輯部
1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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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人與安卓人:二分化政治的危險與公共理性的危機
王冠璽 / 法學教授

大陸某位自媒體人將群眾界分為「蘋果人」與「安卓人」;由於一目了然,而且隱含對立性與爭議性,因而迅即發展成一種象徵性分類;如果用在政治光譜上,則可以描述為處在兩極的政治群體與支持者。這種將複雜現實簡化成二元分類的語言,並非僅為一種幽默地比喻,而是一種具有嚴重政治後果的思考方式。筆者從Carl Schmitt、Isaiah Berlin、John Rawls與Arend Lijphart等政治哲學與政治學的經典脈絡來審視,可以發現這種二分法不僅削弱公共理性,還將逐步侵蝕民主體制的穩定基礎。

Carl Schmitt在《政治的概念》中提出,政治的本質在於敵友區分(the friend–enemy distinction)。在極權或威權體制中,敵友區分常以暴力呈現;在民主社會中,則以語言、象徵、情緒與身份呈現。這正是當代政治理論家,如:Chantal Mouffe、Jan-Werner Müller等人對Schmitt的延伸詮釋,亦即,敵人不再是物理性的,而是符號性的;政治衝突未必需要透過戰爭表現,而是透過敘事。

因此,「蘋果人vs.安卓人」的分類創造出一種「安全的道德位置」,建構出「天然的敵人」;用情緒分化社會,讓支持者不必問具體政策,也能感到「我站在對的一方」;這使得政治人物能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動員效果;而且種種執政缺失均可甩給「敵人」;治理失敗則被轉化為「身份威脅」;任何異見者都被推入對立陣營。當前臺灣的許多政策辯論(能源、房價、兩岸、外交)都被捲入此邏輯,導致真正的治理議題無法展開,就是明顯例證。

Isaiah Berlin在《兩種自由概念》中主張,人類價值本質上是多元的(value pluralism),彼此衝突、難以化約,不可能以單一軸線整合。Berlin反對的並非「二分法」本身,而是一元論(monism),亦即將所有價值塞入單一公式的誘惑(the craving for an ultimate solution)。換言之,二分法的危險並不在形式,而在於它企圖,乃在於壓扁多元價值,用道德化語言劃出「唯一正確的一方」,從而隱藏真實世界中複雜的價值競逐。

我們若以Berlin的視角觀察臺灣,也能清晰看見身份政治把本該討論的經濟、能源、兩岸政策等複雜議題,壓縮成「愛臺/賣臺」的對立敘事;多元價值因而被迫服從單一政治認同;理性的討論公共政策,因而成了不可能。

筆者雖然並不認同John Rawls的自由主義思想;但卻不妨借用他在《政治自由主義》中提出兩個維持多元民主的核心概念,亦即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 與重疊共識 (overlapping consensus)。Rawls認為在價值多元的社會中,公民必須在「政治價值」(政治正義、制度安排、基本自由等)上找到可共享的語言;然而,當身份政治主導公共論述時;政策議題將全被包裝為「支持或反對臺灣」。此時,公共理性只能退場,情緒與忠誠取而代之;共同政治語言瓦解,使得不同群體幾乎無可能形成最低限度的「重疊共識」;而一旦公共理性失效,民主將退化為純粹的權力角力。臺灣今日愈來愈多議題出現「無法對話、只有站隊」的傾向,正是此危機的具體徵兆。

Arend Lijphart的「共識民主理論」指出,在結構性分裂的社會中(segmented/pillarized societies),必須透過權力共享、精英協商與比例制度以避免群體衝突。但是從早期的「想要整碗端走」,到近期的「雜質說」,均充分說明了臺灣政治結構的「土樓思維」屬性,不可能產生自發性的權力分享。正因如此,臺灣的世代差異、階層差異、身份認同分化、地域差異、語言差異、兩岸認同差異被政治語言不斷放大。在此情況下,「兵行險著」乃是政治人物博取選票的最優選擇,臺灣政治也因而越來越接近Lijphart所說的「柱狀化社會」,亦即各群體互不信任、互相否定,從而無法形成跨群體政治合作。

我們從Schmitt、Berlin、Rawls到Lijphart,以及華人的「土樓思維」的分析可知,敵我邏輯讓政治人物能以最小成本創造最大的政治動能,一元化價值敘事摧毀了真實世界的複雜性;公共理性退場,使得公共討論成了相互指責。這樣的現象並非華人社會所獨有,只是我們生活在此,感受尤為深刻。

筆者必須指出,100多年來,華人並非沒有看見西方制度的優勢,而且也花了很大心力引用西方制度;但其實踐效果,不如人意;其關鍵點在於華人的心智無法匹配此一制度,於此所謂的心智,乃是一種反應在政治哲學表現的底層邏輯,亦即一種能夠駕馭此一制度的倫理觀。很顯然的,華人社會對此一問題的嚴重性認識相當匱乏,而且表現在各個方面。同樣的,當西方世界在這個方面的認識能力開始退卻時,也一樣無法良好實踐既有政治法律制度。這一類問題,說到底,仍然是一種「心意更新價值觀」建立的緊迫需要;因為任何社會,只要缺乏這種高配置的心靈軟體,即便是再好的制度,也必然難以發揮功效;歷史將只是改換戲服的不斷重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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