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出現一樁並不起眼，卻值得在制度上進行嚴肅思考的司法案例。檢方因認定被告在區公所外拿了一把雨傘，乃以竊盜罪提起公訴。法院審理發現，相關監視器畫面無法辨識竊賊的容貌，被告並已有效舉證，掉傘的同一時間自己還在區公所內辦事，因而獲判無罪。
檢方上訴，高院維持原判無罪定讞。高院以為不能只憑時地相鄰就推論必是被告取走雨傘，拿走雨傘可能是竊取也可能是誤拿，不能一概以為竊盜。判決並以為，此案檢警「辦案違反比例原則」；檢方上訴尤不可當成是「例行公事」；這樁無謂的官司歷時1年半，無罪的被告委任律師辯護的費用恐比雨傘價格高出百倍，審檢也是無益的資源耗費。
看來小事一樁，制度上卻有很該思考之處。首先，憲法與《刑事訴訟法》都要求「無罪推定」，實務上檢警很難真正做到，就必須倚賴法官堅持無罪推定，這正是「司法審查」的原理。
本案檢方的起訴無非依賴推定：只因他人取走雨傘而無直接證據就可推定是竊盜而非誤拿；監視器畫面中臉孔模糊、身形有異也可推定取傘的就是被告；時、地都只是鄰近但不正確，照樣推定時、地吻合。憑著3個推定就依「例行公事」發動的兩審刑事程序，是以為法院審判也可憑藉3個推定判決有罪嗎？如果法院真也如此推定有罪，豈非司法審查繳了白卷？設置刑事法庭的目的不也完全落空？本案二審判決的批判，擲地有聲！
第二，檢方提起公訴，法律難道沒有設定基本的門檻嗎？信不信由你，現行法並未設定起訴門檻！《刑事訴訟法》第228條規定，檢察官因「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第251條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
可是「知有犯罪嫌疑」與「足認有犯罪嫌疑」有何差別呢？證據要到什麼程度才能起訴呢？要有無合理懷疑的證據？還是聽憑檢方裁量？「聽憑裁量」與「聽憑專斷」有差別嗎？立法背後是否只耽心檢方有罪不追，卻不擔心無罪也受濫追？
第三，針對無罪判決上訴，有法定門檻嗎？也沒有！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規定，檢方「不服」原審判決，就可上訴。服與不服當然也是聽由檢方裁量。
這項規定難道不是推定有罪嗎？一審已判決被告無罪，法律卻說聽憑檢方裁量是否上訴，這就是推定有罪。符合憲法要求嗎？容許被告不服有罪判決而可上訴，是基於無罪推定擔心法院誤判無辜者入罪，以求慎重；法律聽憑檢方裁量提起上訴，不就是「推定有罪」而擔心縱放嗎？
此中最大的盲點是以為刑事訴訟程序沒有成本。所謂成本，延請律師的費用只是有形的財務負擔，更大的成本其實是精神負擔。無辜者因輕率起訴而成為刑事被告，忐忑不安的精神成本，迎面而來的會是上司、同儕、朋友甚至家人的懷疑，還有尊嚴、名譽、社會關係乃至職場上的各種壓力。
若在獲判無罪之後，還可隨時重來一次，在制度上絕非合理。我們切莫輕言「沒犯罪怕什麼？」這句話正是對於「無辜者也可能被訴」與「無辜被訴的沉重折磨」，雙重冷漠無感的產物。
高等法院判決提醒，檢方起訴、上訴都該符合比例原則，也提醒人們刑事訴訟可能產生遠逾追訴效益的財務負擔，其實相當溫婉含蓄，難得一見；其背後反映出的刑事訴訟制度盲點是否受到社會關注而要求改進，正可用來衡量法治所不可或缺的無罪推定原則，受到社會正視還是漠視所反映的台灣法治進程。（作者為東吳大學法研所教授）
檢方上訴，高院維持原判無罪定讞。高院以為不能只憑時地相鄰就推論必是被告取走雨傘，拿走雨傘可能是竊取也可能是誤拿，不能一概以為竊盜。判決並以為，此案檢警「辦案違反比例原則」；檢方上訴尤不可當成是「例行公事」；這樁無謂的官司歷時1年半，無罪的被告委任律師辯護的費用恐比雨傘價格高出百倍，審檢也是無益的資源耗費。
看來小事一樁，制度上卻有很該思考之處。首先，憲法與《刑事訴訟法》都要求「無罪推定」，實務上檢警很難真正做到，就必須倚賴法官堅持無罪推定，這正是「司法審查」的原理。
本案檢方的起訴無非依賴推定：只因他人取走雨傘而無直接證據就可推定是竊盜而非誤拿；監視器畫面中臉孔模糊、身形有異也可推定取傘的就是被告；時、地都只是鄰近但不正確，照樣推定時、地吻合。憑著3個推定就依「例行公事」發動的兩審刑事程序，是以為法院審判也可憑藉3個推定判決有罪嗎？如果法院真也如此推定有罪，豈非司法審查繳了白卷？設置刑事法庭的目的不也完全落空？本案二審判決的批判，擲地有聲！
第二，檢方提起公訴，法律難道沒有設定基本的門檻嗎？信不信由你，現行法並未設定起訴門檻！《刑事訴訟法》第228條規定，檢察官因「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第251條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
可是「知有犯罪嫌疑」與「足認有犯罪嫌疑」有何差別呢？證據要到什麼程度才能起訴呢？要有無合理懷疑的證據？還是聽憑檢方裁量？「聽憑裁量」與「聽憑專斷」有差別嗎？立法背後是否只耽心檢方有罪不追，卻不擔心無罪也受濫追？
第三，針對無罪判決上訴，有法定門檻嗎？也沒有！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規定，檢方「不服」原審判決，就可上訴。服與不服當然也是聽由檢方裁量。
這項規定難道不是推定有罪嗎？一審已判決被告無罪，法律卻說聽憑檢方裁量是否上訴，這就是推定有罪。符合憲法要求嗎？容許被告不服有罪判決而可上訴，是基於無罪推定擔心法院誤判無辜者入罪，以求慎重；法律聽憑檢方裁量提起上訴，不就是「推定有罪」而擔心縱放嗎？
此中最大的盲點是以為刑事訴訟程序沒有成本。所謂成本，延請律師的費用只是有形的財務負擔，更大的成本其實是精神負擔。無辜者因輕率起訴而成為刑事被告，忐忑不安的精神成本，迎面而來的會是上司、同儕、朋友甚至家人的懷疑，還有尊嚴、名譽、社會關係乃至職場上的各種壓力。
若在獲判無罪之後，還可隨時重來一次，在制度上絕非合理。我們切莫輕言「沒犯罪怕什麼？」這句話正是對於「無辜者也可能被訴」與「無辜被訴的沉重折磨」，雙重冷漠無感的產物。
高等法院判決提醒，檢方起訴、上訴都該符合比例原則，也提醒人們刑事訴訟可能產生遠逾追訴效益的財務負擔，其實相當溫婉含蓄，難得一見；其背後反映出的刑事訴訟制度盲點是否受到社會關注而要求改進，正可用來衡量法治所不可或缺的無罪推定原則，受到社會正視還是漠視所反映的台灣法治進程。（作者為東吳大學法研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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