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子稘/臨床護理師在病床旁寫給社會制度
我第一天到某署立醫院上班,上午報到,下午進病房,結果 5 點下班時間一到,我就決定離職。我心想:「這裡不能久留,我不要。」這麼篤定的心情,不是任性,也不是抗壓性太低,而是基於深刻的職場實況觀察與自我保護。
當我站在署立醫院加護病房的護理站,看著資深學姐左右各放著一本 15 公分厚的資料夾,快速翻閱只為找一張「截肢同意書」。旁邊印表機發出如古董打字機一樣的嘎嘎聲,我放眼望去,一整櫃 100 多格的紙本表格整齊排列──那一刻我忽然發現,我過去學到的一切,在這裡完全派不上用場。
我們這一代的護理師,常被說成「不夠穩定」、「不肯吃苦」、「一言不合就走人」。但當制度早已崩壞、專業被稀釋、身體開始反撲時,留下來的人,究竟是勇敢、麻木,還是無路可退?我不禁自問:「護理師證照到底是監獄證照,還是專業證明?」
醫院對比:制度完善與現實落差
公立醫院的加護病房裡,護理站的一角總有兩位住院醫師。雖然他們皺著眉頭抱怨工作,仍不斷查看病人檢驗數值。有他們在背後,我們能安心地幫病人翻身、檢查皮膚、執行任何一項治療,因為醫師隨時同在。醫師梯隊完整,遇到病人的變化能即時討論,下醫囑、立刻執行。加護病房主任、住院醫師能直觀地觀察病人,與護理人員、專科護理師共同討論病情,整個團隊如同一個運轉順暢的機器。
那裡的醫院系統全面電子化,同意書能自動串聯醫囑,開立醫囑後直接跳出須填寫的相關文件,可用 iPad 放大畫面、以手指簽署,病歷完整連線於雲端。制度完善,學姐也更有餘裕教學,教學制度也明確,每項程序都兼顧倫理與專業。
然而,當我帶著這份專業記憶踏入署立醫院時,很快就明白這樣的順暢只存在於少數醫療體系。署立醫院的 ICU 內外科加護病房前後合併,白天班共有 28 個重症病人,卻沒有任何住院醫師,現場僅有 10 名護理師及兩名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我問學姐原因,她說:「因為我們是小醫院。」但署立醫院真的是小醫院嗎?
更讓人困惑的是,護理師代填麻醉評估:「有沒有過敏?有沒有麻醉經驗?」這種事情原本應由麻醉醫師執行的工作,卻成了加護病房護理師的任務。我問了學姐,她回覆道:「因為麻醉科醫師還沒來,我們都會幫忙問。」這樣的習慣成了制度,護理長甚至說:「我們一直都是這樣。」然而,沒有人發現這樣的習慣,其實對病人安全有風險。
同意書、醫囑全靠紙本黏貼,為了找一張「截肢同意書」,我就這樣在紙張迷宮裡面找了半小時。要列印時還發現,這裡的印表機是老式複寫機,連複寫紙都要找很久。當病人因手無力無法簽出筆跡時,學姐得彎腰扶著紙張讓他簽名。
我想起在公立醫院只要平板開立醫囑,電子同意書即自動帶出,由醫師解釋後讓家屬用手指簽名,簡單又快速,不必擔心筆沒水、手沒力。這裡是衛生署立醫院,為什麼還停在紙本時代?在 AI 普及的時代,為什麼護理師還要在紙的迷宮裡浪費半小時──那段時間,其他病人到底誰來照顧?
時間全花在跑流程,學姐沒空討論、沒空教學,只能快步穿梭於走廊。我看著她們,就像被制度逼著原地打轉。我原以為可以把在醫學中心學到的經驗帶過來,像是拿著一張通行證,卻發現這張通行證在這裡毫不作數。
這些小細節,背後其實是整個醫療制度老化與崩壞的徵兆。
崩塌的專業界線:醫師缺位的加護病房
在沒有住院醫師的加護病房裡,若病人突然急救,難道還要透過 call 全院 999 廣播專線請醫師過來幫忙嗎?如果主治醫師正在開刀,又該由誰下達指令、判斷病況?
如今多數情況,都是由專科護理師代替住院醫師執行工作。但有沒有人想過,他們的職責、權限與薪資,真的合理嗎?同樣得開醫囑、拔管、換藥、撰寫病程記錄、聯繫家屬、解釋病情,卻只領三分之一的薪水。
當病人病情惡化或家屬決策困難時,第一線承接壓力的仍是專科護理師與護理師。他們背後,卻幾乎沒有任何援助。這樣的情況,竟出現在署立醫院。護理長、資深學姊與副護理長說:「現在到處醫院都是專科護理師在管病床,你去到哪裡都一樣,已經沒有住院醫師了。」
ICU 白班護病比一比二、小夜班一比四、大夜班一比六,每一個病人都有呼吸管、導尿管(Foley)、鼻胃管,卻沒有護理佐理員協助餵食、泡奶。這樣的環境,讓風險全數壓在護理師與病人身上。當意外發生時,病人的情況怎麼惡化,往往只有護理師陪著知道。
究竟沒有醫師的 ICU,要怎麼討論病情?這樣的制度崩潰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
身體發出的最後警訊
當制度讓專業無法被實踐,身體往往最先提出抗議。
不久前我的體檢報告顯示:我的低密度膽固醇在治療下雖已回到正常值,但高密度膽固醇過低,尿液檢出蛋白尿 3+,白血球也只有 2900。免疫力在離職後出現明顯下滑,我感覺自己正要再度踏入另一個地獄。我明白,這是「長期壓力、疲勞與過度警覺」的結果──我隱隱約約知道,我的自律神經經不起再次的急救環節、同事的情緒崩潰或家屬的失控哭泣。
直到報到當天,我才拿到體檢報告。看著滿頁紅字,加上兩個月因為輪班沒來的月經、一袋又一袋的調理中藥,直覺告訴我:「身體不行了。」但我不得不完成報到環節。當天下午,我看著學姐工作節奏和環境,我的身體告訴我──這真的不能繼續。
這時我想起我和母親的對話:「我們不該再拿健康去證明堅強。」於是我決定,明天就提離職、回診所,讓身體和靈魂重新回到正軌。
我明白自己理想中的職業樣貌,也知道身體健康理想的模樣,所以我選擇在第一天就快速離開,既不浪費單位同仁的時間,也不再消耗我自己的身體和青春。我清楚地知道,唯有離開臨床、回到診所維持健康,才是對生命最負責的選擇。
即便此刻臨床醫護人力持續吃緊、體制正在崩裂,但我不想讓自己的身體也隨之凋謝。我先是我,其次才是人,最後是女人,而成為護理師只是其中一個身分。這般離開的選擇看似個人,卻藏著結構性的疲態,我清楚這個決定的意義──不是拒絕辛苦,而是拒絕荒謬;不是逃避挑戰,而是守護自己的專業。
護理師離職潮與醫療體系的危機
從個人的倦怠回望,我發現這份無力並非偶然,而是整個護理體系長期的裂縫。
台灣整體勞動市場的平均離職率,大約落在每年 8 到 10% 之間,然而,醫療保健業本身的離職率普遍比一般行業高,約在 12 到 14% 之間。一旦聚焦到護理專業,離職率更明顯攀升。根據 BMC Nursing 的研究,護理人員的年離職率約為 17 到 19%,幾乎是全產業平均的兩倍。
入職未滿一年的新進護理師的離職情況更加嚴峻。台灣醫策會的報告指出,新進護理師的離職率約為 30 到 35 % 間,意即每三人中就有一人在首年內離開臨床工作。
當越來越多護理師離開,留下來的人必須照顧更多的病人,帶來連鎖效應。護病比失衡的結果,是出現「被遺漏的照護」現象──本應細心完成的照護細節,如口腔清潔、體位變換、家屬衛教與心理安撫,因缺人缺時而被犧牲,而這些細節正是醫療安全的基礎。
更嚴重的是「知識流失」。當資深護理師或專科護理師離開後,臨床經驗無法有效傳承,新進人員只能在混亂與疲勞中摸索學習,錯誤重複發生,醫院每次招募新人、訓練新人、失去新人,成本與風險不斷放大。
此外,許多護理師、專科護理師,常被迫代行醫師或專科職責,開醫囑、寫病程、聯繫家屬、處理急變。當責任與權限不對等,最終承受壓力的永遠是護理師,她們用身體撐起制度,而制度卻將她們視為「備援資源」。
但缺乏後備的支援力量,護理師該怎麼安心照護病人?這不只是個別醫院的困境,而是整個世代在全球醫療體系中共同面臨的現象。根據南韓學者的研究,當地將近 18% 的 Z 世代護理系學生在入職兩年內就出現離職念頭。背後原因與台灣類似──年輕護理師必須跨科支援、醫院體制內舊有的制度,已不適用於現代。
不少 Z 世代來自雙薪家庭,自學生時代起便有各式探索生活價值的機會,進職場後不僅渴望薪資,更重視成長被肯定與生活平衡。而我在面對同樣高壓、缺乏合理支持的就業環境時,也受到這般 Z 世代特質影響,重新開始思考自我認同與未來方向。
結語:寫給同行的話
「第一天離開,不是軟弱,是自救。」「如果你也有一刻疲倦到想哭,請相信,那不是你的問題。」
工作第一天,當我們發現不適合的地方,到底要咬牙忍耐適應環境,把自己塞進框架裡?還是多給自己一兩週時間觀察,再決定?抑或是,乾脆轉身離開?
這三個選項分別會影響到許多人,也影響我們對人生的定義。兩週後的新人訓練,或許同事會覺得可惜,但回到自身──我們到底想從人生裡得到什麼?是在一次次試錯中靠近想要的樣貌,還是困在別人定義好的軌道上?我們學會用刪去法前進,而不是靠幻想描繪未來。
我們這一代,被貼上了太多標籤──草莓、脆弱、不肯吃苦、一言不合就離職。但誠實承認自己不適合那個系統,誠實面對崩壞的工作現場,誠實選擇活下來,本身就是勇氣。
我們從小被教導「忍耐會有結果」、「吃苦是福」,當我在第一天回家告訴母親:「這地方不能久待」,她的第一個反應是:「你太挑工作了!一點都不刻苦耐勞!」但現實是,有些苦不會開花,有些制度也不會因你的忍耐而改變。
這些衝擊之後,我對自我認同產生了極大的懷疑:「我的未來到底能去哪裡?」這個焦慮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然而,焦慮也是一種往前推進的能量,我因此開啟思考自我價值的路途,攤開我所有有社會價值的棋子,我嘗試為自己的人生佈局。
我將我的底線設立清晰,堅決不可被撼動的第一項:抱持健康。這意味著穩定的生活節奏、安穩的睡眠,和不被輪班搗亂時間感,所以我選擇不再輪班。再來,我也降低了對薪資的執著,看清高薪往往是用身體健康換來的代價。
過去我從未放鬆對自己專業的要求,不斷投資自我,只為了往更高的目標前進。如今,那些能夠拿出的訓練證明,證實了我是有能力往更高的地方前進,那些地方跟我所設立的生活目標是一樣的。同時,我也對自己有一個新的期待──將臨床的經驗和疼痛帶到學術領域,深入探問一個更核心的臨床問題:人的生命是什麼?
離開不合適的環境,對我而言,是誠實面對自己的起點。離開是一種自我覺察、對自己的未來更加明白:當自己站錯了地方,努力再多、忍讓再多都是徒勞。每一個願意轉身的人,都在為職場劃出一道警語──我們不能用健康換取薪水,也不要用熱情填補制度的黑洞。
現在,是必須學會「呼吸」的時代,不再是「燃燒自我」的時代了。
如果你正在崩潰邊緣,也許這句話可以留給你:「看見荒謬、離開荒謬,不是叛逃、更不是『護理逃兵』,是我選擇我自己被尊重的可能。」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上班第一天就離職?Z 世代護理師現身說法:當我「不得不」離開失衡的醫療體系》,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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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稘。一名臨床護理師,也是關注照護書寫與制度觀察的寫作者。以臨床經驗為起點,關注台灣健保與國際制度差異,思索照護與國家之間的張力。延伸至健保改革白皮書、針對英國家庭醫師制度,與國際比較的實務思考,結合敘事醫學與照護倫理,探索制度如何影響病人的聲音與醫療行動。預計前往英國實地訪查,並以碩博研究連結臨床與制度改革。並且相信著,文字能為沉默者發聲,也為照護現場留下誠實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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